解放前夕的南京科技界，是旧中国科学技术队伍的骨干部分，拥有国民党中央政府四个系统的16个研究所，近千名科学技术人员。
1948年1月—1949年1月期间，由于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国民党政府当局决定国立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负责策划南京、上海科技研究所搬迁台湾和沿海各省，这一决定不得人心，反而形成了南京科技界反搬迁的统一战线；以南京为主阵地，上海为辅助阵地，形成以中共地下党员为引线，进步的科研人员为骨干，要民主、要自由的广大科技人员积极参加的反搬迁队伍，参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二条战线。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政府在内地的统治发生动摇。1948年1月12日－26日，国立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视察台湾教育”时，确定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兼台湾大学校长，以便安排由内地迁台的研究所和由北平撤往台湾的校长、教授等学人。
10月，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决战前夕，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广州。当月17日－24日，朱家骅代院长“因公去广州”，请示决定南京、上海各研究所的搬迁定点问题。
11月初，决定国民党政府命运的淮海战役开始，国民党军队节节惨败，南京岌岌可危，国民党政府着手部署所属研究单位的搬迁工作。
11月30日、12月4日，中央研究院以“在京人员谈话会”的名义，先由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主持，继由代院长朱家骅出面，召集在南京的七个所的所长、代所长、副所长10人开会，作出的主要决议是：
九华山数理研究基地的建筑工程停止，木料移作木箱以应搬迁；
各所于当日或次日征询全体同人意见，可能出国者助其成行；
南京各所与外地大学或学术机关合作分别进行。
12月9日，淮海战役前夕，在南京鸡鸣寺一号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朱家骅主持召开临时院务会议，对搬迁问题进一步作出决策：
南京地区文物装箱东运（上海、台湾），拨300万元作应变费；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图书、仪器、文卷先集中上海，余由安全小组封存；沪区各所应变费28．4万元（金元券）。
几乎同时，南京地区安全小组于12月7日、11日两次召开会议，对搬迁工作做具体部署，接洽宁沪火车运输车皮，明确装卸地点，指定装卸主持人，并指挥押运人员；准备木箱2337只，分配给南京地区：历史语言所、地质所、气象所、物理所、数学所、社会所；分配各所应变费3000－5000元不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政治、军事决战，“总统”蒋介石“引退”，“代总统”李宗仁上台，人民解放运动日益高涨。民心背向也反映在中央研究院宁沪各所的搬迁与反搬迁斗争中，其结果是：南京、上海8个所坚持原地护所，迎接解放。
在这场斗争中，各所的斗争艺术和成就，表现了不同特色。
社会学所所长陶孟和，在在京人员谈话会上，义正辞严地首先提出，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依规。到12月9日，朱家骅主持临时院务会议时，陶孟和所长汇报说，社会学所以“全所人员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这就触犯了代院长朱家骅的尊严和特权，朱借口“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否定陶孟和所长的意见。陶孟和针锋相对，批评朱家骅推翻社会所多数人不同意搬迁的决定，是置社会所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于不顾。专横独裁的朱家骅，强令陶孟和所长同意迁桂林，陶盂和所长置之不理，既不组织社会学所迁桂林，也不作迁上海的准备。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地位，亲去上海劝说迁上海的南京各所不再搬，和上海各所坚持原地护所。
中央研究院地质所俞建章，虽然以代所长和国民党部区部书记的双重身份，服从了代院长兼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关于地质所迁广州并与两广地质调查所合并的决定，但遭到了此时在英国讲学的李四光所长的反对。秘密共产党员、民盟盟员许杰研究员、赵金科研究员，在研究员张文佑住处密拟了反搬迁誓约，有组织地抵制搬迁。誓约中坚定地说：“同人等为尊重学术工作之独立与自由，兼顾今后之困难，现已意见一致，决定留住南京或上海，以此相约，立誓遵守。如有违约背誓者，应与众共弃之，永远不许在地质界立足。”
1949年1月9日，李四光复信许杰、赵金科，钦佩他们愿留南京的行动，并提出公开他的私资，作为本所研究工作和私人困难救济用。20天后，李四光复信许杰、赵金科，反对朱家骅强令地质所迁广州及与两广地质调查所合并。与此同时，李四光给代所长俞建章发来专电，反对搬迁。他认为“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所同人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
位于南京珠江路700号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成为反搬迁的另一个重点单位。这个全国各地都有它隶属单位的地质调查所，历史较久，规模较大，人才集中。所内成员虽然地质学专长和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在维护所的整体利益、促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长远发展等重大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抗战后期，国民党为加强其反动统治，指令各级政府机关及中央研究机构设立中统特务组织。为了应付这一严重事态，李善邦、李春昱、高振西三位老国民党党员，不顾自身安危与毁誉，秘密商量后，竟自行填表加入中统，组成地调所中统三人小组，用以抑制外派特务人员来所破坏。可见，他们应付形势的智谋和用心之良苦。
1949年，中共地下党员施雅凤在地调所和教育部所属中国地理研究所，发动青年科技人员成立《科学时代》南京分社。
反搬迁斗争中，更表现了全所的团结一致，既反对迁台湾，也反对迁广州，对迁台院士的邀请书都予以拒绝。
国民党政府命令下达后，所长李春昱召开全所人员大会讨论，前任所长、古生物研究室主任尹赞勋发言，公开反对搬迁，全所同人一致响应，并决定：找10个放置标本的空木箱，装一些野外用的铁锤等工具，箱外标明“精密仪器，轻拿轻放”，托运到南京下关火车站，作出正在搬迁的姿态；
把图书馆书库和标本库的窗户用砖砌好，以防战事发生损坏图书、标本；组织“应变会”，设立保卫组，轮流在所内巡逻，以防宵小破坏和散兵游勇抢劫。
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当局幻想隔江而治，既想和谈，又不愿意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政府陷于四分五裂状态。由南京迁上海的三个所（物理所、天文所、气象所）和上海的六个所的各所领导人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既鉴于抗战西迁所受艰难困苦记忆犹新，又听到迁台后的同人生活十分困难，迁台之心更加动摇。而国民党军队所能控制的船只，忙于抢运黄金白银，无力运输决定迁台的四个所的人员和物资。
很快，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再迁台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1949年8月底，天文、气象、物理三个所由上海返回南京，结束了半年来流落上海的搬迁生活。
回顾历时一年左右的搬迁与反搬迁斗争的结果，国立中央研究院系统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是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国立中央研究院12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全部和社会学所都留在内地。
就迁台人员来说，历史语言所80人，总办事处50人，一共130人，占当时中央研究院总人数506人的25．6％，其余370人占74．4％留在内地工作。
当时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不仅衡量着当时的人心向背，更直接影响着内地与台湾科学事业的发展，按照中央研究院历次公布资料，1948年11月25日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有81位院士，1949年底随国民党政府机关去台湾者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
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
留在内地迎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74％。
（摘自《炎黄春秋》1999年第3期，李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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